译者即叛逆者的典故(译见创造性叛逆)

资讯 | 2022-11-25| 1

转自: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2期、谢天振比较文学译介学资料中心

“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

摘要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一个观点。本人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述,把它引入国内并引发国内学界、特别是比较文学界、翻译界和译学界对它的高度译者即叛逆者的典故(译见创造性叛逆)插图关注。其中“创造性叛逆”说经拙著《译介学》的阐发,更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创造性叛逆”的独特表述也引发了学界对它的热议,产生了一些偏离它本意的误读和误释。鉴于王向远教授发表了好多篇影响较大的关于“创造性叛逆”的论文,所以本文拟通过与王教授的商榷,共同探讨“创造性叛逆”的本意。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 翻译学 比较文学

引 言

如果把译者即叛逆者的典故(译见创造性叛逆)插图11989年我发表《为“弃儿”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1]一文视作我的译介学研究起步的话,那么译者即叛逆者的典故(译见创造性叛逆)插图11999年出版的拙著《译介学》[2]也许就可以视作是我的译介学研究的理论探索的初步成形。但正如我的一位学生在梳理我的译介学思想发展过程时所指出的,我的译介学思想并不止于《译介学》一书,在《译介学》之后所发表出版的论著中还不断有所发展。因此,如果要讨论我的译介学理论思想的话,那就必须把《译介学》出版后20年来的这些论著[3]一并考虑进去,这样才能对我的译介学理论探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和把握。

回顾我这30年来的译介学研究道路,我感觉这一路上得到了不少学界同道和朋友的响应与支持,如川外的廖七一教授,上外的宋炳辉教授等,而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向远教授无疑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响应和支持最有力的一位。凭借其深厚扎实的学术史研究基础,向远教授很早就敏锐地发现了我在译介学研究领域所做的理论探索,在《中国翻译文学九大论争》一书中他说:“谢天振先生以鲜明的观点和精到的分析,论证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核心观点。在《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一文中,他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翻译文学受到严重忽视,各种现代文学史的著作均没有翻译文学的位置,‘究竟有没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的存在?也许,今天是到了对这一问题从学术上作出回答的时候了’。为此,他提出了‘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译作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一系列重要论断。”在另一本他的重要著作《翻译文学导论》中,向远教授更是坦言:“谢天振第一个明确界定了‘翻译文学’这一概念,区分了‘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认为翻译文学(译作)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方式,中国的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提出‘翻译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观点的提出对中国比较文学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界,都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引起了反响和共鸣。我本人近年来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也颇受益于谢先生理论的启发。”[4]

向远很谦虚,说是颇受益于我的理论的启发,其实我不过是早他几年发现并对译介学理论进行了一些探索和阐释而已。而他接过我的一些观点,无论是在进一步的理论探索上,还是在进行具体的实践探索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在好几个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翻译文学导论》不光是国内翻译界、也是国际译学界第一部专门探讨翻译文学的理论专著,而他编写的《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比我和查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更好地实现了我对翻译文学史的主张,让读者不光看到作家(原作家和翻译家)和翻译事件,还让读者看到了作品(译作)。

不过近年来,令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向远教授就译介学理论、特别是关于“创造性叛逆”等译介学核心命题所发表的一些观点似乎与我们不少人对译介学理论的认识表现出较大的差距。由于向远在学界的影响力,再加上向远雄辩的文风,这些文章发表后让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者产生了迷惑,感到无所适从。我不知道向远教授本人对此是否有所意识,但他倒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议过,希望能找一个机会举行一个小型的研讨会,当面就译介学的理论问题与我进行一次对话,我也欣然表示同意,只是可惜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为此我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编辑部,他们慨然提供这样一个学术商榷的平台,让我们先发表一组关于译介学理论探讨的文章,从而可以为即将举行的对话会做一个前期的铺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还可以促成对话会的早日举行。

国内学界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与误释

如所周知,“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个观点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读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一书时偶然发现了这段关于翻译的话:“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说法的话,那么,翻译这个带刺激性的问题也许能获得解决。说翻译是背叛,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5]。

这段话立即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特别是他说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的话,我对之更是激赏不已,认为这句话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本质,所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我就不断撰文予以介绍和阐释[6],并最终在我于上世纪末出版的《译介学》[7]一书中把它作为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给予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述。

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围绕“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的观点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国内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引发了比较热烈的反响,一度甚至到了凡讨论翻译问题就必提“创造性叛逆”的地步。至于进入新世纪以来,探讨“创造性叛逆”的论文更是不断见诸各个学报和杂志。当然,这些反响并非都是对这个观点的肯定,其中也包含着不少对此观点的质疑、批评甚至抨击。这都属正常,无可非议。但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有一批学者,似以中青年学者居多,在接触到“创造性叛逆”这个说法以后,倒也是由衷地赞赏这个说法的,并真诚地为之叫好,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对这个说法进行了误读与误释,把“创造性叛逆”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指导翻译行为的方法和手段。于是他们接过“创造性叛逆”这个说法后,会热衷于探讨“什么样的创造性叛逆是好的创造性叛逆”、“什么样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好的创造性叛逆”以及“该如何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度”等明显背离这个说法本意的一些问题。

前些年向远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8]的文章,在文中他举了两个例子对“创造性叛逆”的提法表示质疑,性质似乎也与此相仿。他说:“例如一首诗,每一句都是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那么这算是翻译,还是创作呢?一篇一万字的翻译小说,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如果只是很少一部分字句属于‘创造性叛逆’,其它都是逐字逐句的直译,那由此应该得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的结论,还是应该得出‘翻译总是一种忠实性的转换’的结论呢?如果一多半的字数都属于‘创造性叛逆’,是否还算是合格的翻译呢?在‘创造性叛逆’之外,有没有‘破坏性叛逆’呢?如果‘破坏性叛逆’的比重多了,还能叫做‘创造性’的叛逆吗?如果译文基本上是原文的忠实的转换和再生,那它是‘叛逆’原文的结果,还是‘忠实’原文的结果呢?这些都是令人不得不提出的疑问。”[9]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向远教授的质疑倒也不乏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一般不从事译介学研究的圈外人士和专门从事翻译实践的翻译家们看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样的表述,很容易产生类似的疑问。然而,这个质疑以及由这个质疑而来的相应阐释对“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说的误读却也是很明显的,这里的问题在于质疑者把“创造性叛逆”说对翻译本质的描述和揭示与对翻译质量的价值判断、乃至具体如何做翻译的问题混为一谈了。他们没有看到,“创造性叛逆”说并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做翻译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如果有人问在翻译时该如何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度,那他就误会“创造性叛逆”的意思了。“创造性叛逆”一语是英文术语creative treason的迻译,它是个中性词,是对译文与原文之间必然存在的某种“背离”、“偏离”现象的一个客观描述。这种“背离”、“偏离”的结果有可能表现为“绝妙佳译”,如“可口可乐”的翻译以及诸多优秀的译作就是如此;但也可能表现为误译、错译、漏译、节译、编译、乃至胡译乱译。甚至还有一些现象,如我在拙著《译介学》中提到的把某吉普车的牌子“钢星”译成英语中的“Gang Star”、把某电池的牌子“白象”翻译成英语“White Elephant”,它们倒也不是什么胡译乱译,但其翻译的结果造成事与愿违,像这样的现象也属于“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在我们对翻译进行全面考察与审视时可以发现,类似这样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就是对这一现象的客观描述,所以这里的“创造性”一词并无明确的褒义,这里的“叛逆”一词也无明确的贬义。有关“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在中文语境里引发的或褒或贬的种种联想,其实是中文语境增添给它的,与“创造性叛逆”的本意无关。实际上,原文中的“创造性叛逆”一词已经包含了某些中文读者想象的所谓“好的创造性叛逆”和“不好的创造性叛逆”。明乎此,那么上述向远教授的质疑也就不构成什么问题:无论是那首小诗的翻译还是那篇小说的翻译,尽管它们与原作的偏离程度不一样,但从创造性叛逆的角度看它们的性质是一样的,也即都存在着创造性的叛逆。至于向远教授质疑“是否还算是合格的翻译”,那就逸出了译介学的研究范畴,而把问题引入到对译作质量的价值判断的范畴了。面对这首小诗和那篇小说的翻译,要说出两者哪一个翻译得好,哪一个翻译得不好,哪一个翻译得更忠实于原文,等等,这些都是翻译批评家的事,却不是译介学研究者要关注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有必要再次强调,“创造性叛逆”不是一种价值观,也不是一种立场。任何一位认真、严肃的译介学研究者都不可能把“创造性叛逆”当作一种价值观,然后去“倡导”译者翻译时要“创造性叛逆”,更不会把它作为衡量翻译质量或翻译水平高低的标准,因此也就不存在以“创造性叛逆”的程度的高低去判断翻译(质量或水平)的高低,如向远教授担心的那样,“拿‘创造性叛逆’的价值观来看待译文,评价翻译文学”,从而造成“哪个译文对原文‘叛逆’得越厉害,哪个译文也就越有价值”,“哪个译文对原文保持忠实而不是叛逆,是‘创造性转换’而不是‘创造性叛逆’,哪个译文就越没有价值可言”的后果。在严肃认真的译介学研究中,决不会有哪一篇文章、哪一位作者会自己或鼓励他人“拿‘叛逆’的标准去挑战古今中外负责任的翻译家都奉行的基本的翻译准则,更不会鼓励一些译者“打着‘创造性叛逆’的旗号,尽情叛逆原文、糟践原作,以此为荣”[10]。向远教授的这些担忧显然是多虑了。

正确认识并理解“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的本意,那就会明白,“创造性叛逆”的说法无非是揭示了翻译的实质,展示了翻译的一个事实,即:无论译者在翻译中怎样竭尽全力地去接近原文、主观上力图百分之百地忠实地再现原文,但得到的译文与原文还是不可能绝对相等的,总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背离或偏离。我在几年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创造性叛逆’并不是一个用来指导如何进行翻译的方法和手段,我在《译介学》以及相关的论文中通过对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扭曲、增添,对翻译中的误译、误释等问题的阐述,比较具体而详细地分析了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和表现,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理智的学者和翻译家都应该看到,‘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深刻地揭示了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的本质。就译者而言,尤其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译者,他主观上确实是在努力追求尽可能百分之百地忠实原文,尽可能百分之百地把原文的信息体现在译文中,然而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译文与原文之间必定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也就注定了翻译中必定存在着‘创造性叛逆’这个事实。”[11]译介学正是在这一说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译作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反之,认识不到“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一事实,那么上述这些观点也就成为无本之木了。由此也可理解,为什么译介学把“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当作它的理论基础了。

当然,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埃斯卡皮毕竟不是翻译研究专家,所以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句话时恐怕并无特别的深意,他感兴趣的是文学社会学问题,是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问题,还有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问题。但是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必定会与翻译有关,所以他也因此注意到了翻译的问题,并说了这么一段引发我强烈共鸣的关于翻译的至理名言。正所谓“旁观者清”吧,在我看来这位文学社会学家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倒是超过了我们这里许多一辈子沉浸在翻译实践中的翻译家,甚至还超过了我们不少的翻译研究者。

不过埃斯卡皮的这番话也就是点到为止吧,所以在他的眼中,所谓翻译的“叛逆”主要指的是翻译过程中原作语言外壳的改变;而所谓翻译的“创造性”,也就是翻译能赋予作品“第二次生命”,从而让原作能在新的接受语境中被读者阅读、接受、传播并产生影响。至于“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的具体表现,他就没有细说了。有鉴于此,所以我在接过埃斯卡皮的话后,首先为这段话定性和定位,即点明它道出了翻译的本质这一巨大意义;然后我对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表现做了进一步具体的分析。[12]实际上,向远一开始对这段话的理解和解读也是确切的:“它强调的是尽管译者以忠实为先,但实际上翻译是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再现原文的,必然会带有译者及译入国文化的某些印迹,文学翻译尤其如此。”这样,“在埃斯卡皮看来,只要译者把一个作品放在了与原作者不同的语言系统中加以操作,即加以翻译的时候,就是开始‘背叛’了,这就是埃斯卡皮对‘背叛’的限定。”[13]

然而接下来不知何故向远的进一步解读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他先是引了埃斯卡皮的话,“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可以说,全部古代及中世纪的文学在今天还有生命力,实际上都经过一种创造性的背叛……”然后分析说:“这里的‘创造性’的主体与‘背叛’的主体一样,明确地限定为‘译本’而不是译者。而我国译学界以‘创造性叛逆’为关键词的大量文章,也同样有意无意地把‘创造性’的主体置换为‘译者’。而实际上,埃斯卡皮在这里说的是,一个译本有没有‘创造性’,是以这个译本能否赋予原作一个崭新的面貌、能否使原作获得第二次生命、能否有助于延伸原作的生命为标志的。换言之,没有‘创造性’的东西是没有生命、缺乏生命力的,而翻译的‘创造性’正体现为译本的生命力与传播力。这样看来,‘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翻译作品(译本)以其创造性的转换赋予原作第二次生命。”[14]

按理说,向远所引的埃斯卡皮的这段话结构很清晰,意思也很明白,不应该产生任何歧义。“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的“它”是谁?这里从字面上看可以说不是译者(尽管从某种层面上也可以说暗含着译者),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翻译作品(译本)”啊。这里的“它”只能是指“翻译”,是“翻译”赋予了作品(指原作)一个崭新的面貌,而译本是被“翻译”“赋予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后的“原作”也即“译作”,是这个翻译行为或活动的结果,结果怎么可能成为“创造性”和“叛逆性”的主体呢?且不说这样的解释于这段引言的字面不符,于实际逻辑更是说不通啊。

把译本理解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像这样的误读,在国内围绕“创造性叛逆”的讨论中似乎并不多见,然而向远教授却顺着这样的“逻辑”,一方面批评“我国译学界以‘创造性叛逆’为关键词的大量文章,也同样有意无意地把‘创造性’的主体置换为‘译者’”,另一方面自己又把他心目中的“译本”置换为主体。他解释说:“而实际上,埃斯卡皮在这里说的是,一个译本有没有‘创造性’,是以这个译本能否赋予原作一个崭新的面貌、能否使原作获得第二次生命、能否有助于延伸原作的生命力为标志的。”[15]如此固执地无视翻译的主体地位并不顾翻译的实际情况,执意把译本标举为“创造性”的主体,向远教授这样的分析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就很难让人信服了。

关于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原意的“改动、挪用与转换”

还有一个需要跟向远教授商榷的问题是,向远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译介学对埃斯卡皮“创造性叛逆”说的原意的“改动、挪用和转换”。他把译介学对埃斯卡皮“创造性叛逆”说的原意的“改动、挪用和转换”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中第一个转换是在“创造性的背叛”的适用范围上。向远指出,埃氏所谓的翻译“只是指‘翻译书籍’,有时则是广义上的作为阅读理解的‘翻译’”,而拙著《译介学》所讨论的“翻译”“似乎更多地指狭义上的翻译,包括作为过程行为的‘文学翻译’与翻译之结果的‘翻译文学’两个方面”。他于是认为,“埃斯卡皮在图书发行行为层面上的‘创造性叛逆’及在阅读层面上的广义翻译,就被(《译介学》)转换为狭义的‘翻译’即译者在翻译行为层面上的‘创造性叛逆’。读者阅读的‘创造性叛逆’是阅读的基本属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益无害的。而(《译介学》里)翻译层面的、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则会触动翻译的根本属性及翻译伦理学的基础,会在理论与实践上带来一些问题、困惑乃至混乱。”[16]

说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适用范围有所“转换”,我觉得这是符合事实的。一名中国学者引入一名外国学者的观点,目的是为了解释他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适用范围”(确切地说应该是“应用范围”)肯定要发生“转换”,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说埃氏所谓的“翻译”是指“广义的翻译”,而拙著《译介学》所讨论的“翻译”是“狭义上的翻译”,那就不符合事实了。拙著《译介学》在“前言”中一开头就明确指出,译介学“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从而显得较为超脱。当然,与此相应的是,它也就缺乏对外语教学和具体翻译实践的直接指导意义。”“比较文学是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去理解翻译的。它认为文学作品创作过程的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作家对现实、生活、自然的翻译,而一部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还得接受读者对它的形形式式的、无休无止的翻译——各种读者的不同理解、接受和阐述。因此,译者对另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就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它还是译者对反映在作品里的另一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翻译(理解、接受和阐述),翻译研究因此具有了文学研究的性质。”[17]这里所说的翻译是“狭义的翻译”吗?

为了让读者进一步明白译介学对翻译的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的区别,《译介学》“前言”还专门对此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首先,是研究角度的不同。比较文学学者(也即译介学研究者,下同——引者)研究翻译多把其研究对象(译者、译品或翻译行为)置于两个或几个不同民族、文化或社会的巨大背景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地进行交流的。

其次是研究重点的不同。传统翻译研究多注重于语言的转换过程,以及与之有关的理论问题,而比较文学学者关心的是在这些转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它们的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释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等等。比较文学学者一般不会涉及这些现象的翻译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

最根本的区别是研究目的的不同:传统翻译研究者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和指导翻译实践,而比较文学学者则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他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不在乎这个结果翻译质量的高低优劣),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他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说来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18]

由此可见,“会触动翻译的根本属性及翻译伦理学的基础,会在理论与实践上带来一些问题、困惑乃至混乱”,不是所谓的译介学的“狭义的”翻译观,而是学界某些人没有真正领悟“创造性叛逆”的实质,误入歧途地去探讨“什么是好的创造性叛逆”,“什么是不好的创造性叛逆”,把揭示翻译本质的“创造性叛逆”说理解为一种指导翻译实践的方法,甚至把它理解为评判翻译水平高低的标准,从而才导致了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困惑乃至混乱。

向远教授归纳的第二个“转换”是“创造性叛逆”主体的转换。他觉得拙著《译介学》把“创造性叛逆”界定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从而把“创造性叛逆”的主体由读者转换为了译者。而“既然主体由读者转向了译者,那么译者的‘创造性背叛’的途径与方式只能是翻译行为,……这就将埃斯卡皮的‘读者论’转换为‘翻译论’了。”[19]

这里向远教授的逻辑推理似乎有点牵强。既然“创造性叛逆”是对翻译(包括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本质的揭示,那么决不会因为译介学把此说引入文学翻译范畴而会影响翻译主体的变化,更何况埃斯卡皮在谈论翻译时主要关注的对象也是文学翻译,而拙著《译介学》第三章也很明确地指出:“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而更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无论是拙著《译介学》还是早在《译介学》之前已经发表的拙文《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20]等论著,在讨论“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时都明确阐明“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不仅仅只有媒介者即译者,而还有接受者(包括读者和作为读者的译者)和接受环境。

其实,即使是只讨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也未必会导致什么“困惑和混乱”。这里的关键问题仍然如上所述,在于如何认识“创造性叛逆”的实质。不要把“创造性叛逆”当作一种翻译方法和翻译判断标准,那就不会引发任何“困惑和混乱”。

向远教授归纳的第三个转换是“创造性叛逆”的内容所指也随之转换了。他觉得埃斯卡皮所说的“创造性的背叛”“实际是指‘读者’在跨文化阅读理解中的‘创造性’引申、扩展、转变或转化,是建设性的、增殖性的;而译介学的‘创造性叛逆’的内容,则是文学翻译所集中反映的不同文化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主要不是增殖,而是变异、变形。”[21]

其实,如果相关的研究者能够稍稍仔细地阅读一下《译介学》中关于“创造性叛逆”的章节内容,那就不难发现,译介学引入“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后,与其说是转换了“创造性叛逆”的内容所指,不如说是对它的内容所指的进一步拓展和丰富。译介学对媒介者也即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进行了细分,具体分为“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和“转译与改编”,并配以大量的实例个案予以说明。与此同时,译介学还提出了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接受者即读者的“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已有所提及,但对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他就没有涉及了,然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却是深入认识“创造性叛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创造性叛逆”,那对于《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之类的作品在异国他乡的变异接受就无法做出深刻的解释。

产后多久开始用收腹带文/拜托了爸妈!前段时间听妇产科的小南说医院来了一个刚生产完的不久的准妈妈,得了盆腔静脉淤血症,原因是因为她不管吃饭睡觉还是干些其他的时候都带着收腹带,进而导致出现了盆腔静脉淤血症,让大家很是匪夷所思。

在提出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所做的第三个“转换”时,我注意到向远教授使用了“建设性的、增殖性的”的词语去形容埃斯卡皮的“创造性叛逆”,而用“主要不是增殖,而是变异、变形”来描述译介学的“创造性叛逆”,这正好反映出了向远教授对“创造性叛逆”所持的一种价值判断立场。而假如我们都能把“创造性叛逆”视作翻译中必然存在的、并非出自译者主观愿望的对原作的一种偏离和背离,那么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建设性的”和“非建设性的”区分了。至于要把埃氏所说的“创造性叛逆”都定位在“建设性的”,而把译介学所说的“创造性叛逆”都定位在“非建设性的”,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向远教授归纳的最后一个即第四个、也是他眼中“最大的转换”,是所谓“从‘文学社会学’转到了‘翻译研究’”。这个“归纳”粗一看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译介学把“创造性叛逆”说引入中国,就是为了以这个视角为切入点展开它对翻译的研究。译介学无意进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它的研究目标是翻译和翻译文学,它自然要转到“翻译研究”的领域中去,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向远教授却要把它列为“最大的转换”,显然另有深意。事实也确是如此,向远教授由此想引出的话题是对译介学所进行的翻译研究的质疑。他说:“‘译介学’是一种‘翻译研究’,是一种翻译学。也恰恰就在这里,译介学的‘创造性叛逆’论出了偏差和问题。本来,‘译介学’只是‘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然而,在实际的研究操作中,‘比较文学中’的这个范围界定往往被突破,而径直进入了‘翻译研究’及‘翻译学’。‘译介’的范畴,亦即‘文学社会学’及‘文化翻译’的范畴时常挣脱,进入了‘译文’学的范畴、翻译学的范畴。”[22]

也就是说,在向远教授看来,你译介学只能老老实实地守在“比较文学中”这个范畴内,“对译文做外部的传播影响轨迹的描述”。译介学提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应该让读者不仅看到文学翻译事件,还应该让读者看到“翻译文学”也即翻译文学作品和翻译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以及对它们的分析评述。在向远教授看来,这样的研究“就由‘文学翻译史’范畴进入了‘翻译文学史’的范畴,就溢出了‘译介学’而进入了‘译文学’范畴了。”这个观点实在让人费解,众所周知,对文学翻译史与翻译文学史的区分以及对翻译文学史内涵的探讨,正是译介学的一个理论贡献。曾几何时,向远教授还在其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的“前言”中还声称,他撰写这部“日本翻译文学史”受到了本人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文章的启发,怎么现在翻译文学史竟成为了译文学的私属领域,成为了不准译介学研究染指的禁脔?

为此向远教授还推出了一个观点:“不做译文分析,不做译文批评,不对译文做美学判断的研究,就不是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译本研究或译文研究。”他还进一步提出:“翻译学、特别是翻译文学的研究,必须具体落实到译文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具体的语言、语篇的层面,还要提高到总体的文学风格层面 ,对译文做出语言学上的正误与否、缺陷与否的判断,进而达到美学上的美丑判断、优劣判断;也就是说,必须有译文批评,必须对译文做‘文学’的、美学的分析,才能揭示出翻译文学的文学特性,才能揭示译文的根本价值。”[23]

如果向远教授只是对自己的翻译研究提出上述要求,那当然无可厚非。但要把这些要求诉诸所有研究翻译学、研究翻译文学的人,那就明显地失之偏颇了。且不说翻译学研究有那么大的研究领域,即使是研究某一具体的译文,你能说只有做到了你提出的那几个“必须”,“才能揭示译文的根本价值”吗?研究译文在译入语语境中的接受、传播、影响难道就不能反映这个译文的价值吗?看来向远教授对译介学和翻译学的定性和定位好象有一点问题。

译介学和翻译学,它们都属于新兴学科的性质,都具有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特点,具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特征,因此它们的研究边界或学科边界注定是不清晰的。你能给比较文学划出一个清晰的界限吗?而译介学作为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确切地说,也许应该说是比较文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翻译,以及一切与翻译相关的语言、文学、文化活动、行为、现象和事实。所以我在《译介学导论》(第二版)的“自序”里说:“译介学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仅仅属于翻译学,属于比较文学,同时也属于外国文学,甚至属于所有与跨语言、跨文化有关的学科了。”[24]

说起来译介学研究就是从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开始的,但它的研究体系的建构却是始于对埃斯卡皮“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的引入和阐释。译介学引入了“创造性叛逆”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从而使得国内学界认识到了翻译文学不等同于外国文学,进而还认识到翻译文学是民族/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曾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有意无意地把翻译文学等同于或混同于外国文学,而没有意识到翻译文学并不等同于外国文学,更没有意识到文学翻译家的再创作的独特贡献和价值。然而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里完全应该被视作是译入语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既独立于外国文学,当然,也独立于译入语文学。但其归属地位却是在译入语文学里。译介学研究者正是从‘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出发,具体、深入论证了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问题。目前大陆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并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25]而在对翻译文学的相对独立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中国学者又进一步发展出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具体编撰,如向远教授本人编写的《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从而使我们中国学者对翻译文学史的学术研究和编写在国际译学界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

接着,译介学又通过对“创造性叛逆”的深入阐释对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传统译学理念进行了纠正和补充。在译介学研究兴起之前,中国翻译研究的主流是从“文本”(原文)到“文本”(译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怎么译”,从翻译的技巧到翻译的效果。这里的效果不是指译本的在译入语语境中的接受效果,而是指的译本对原文的忠实程度。译介学研究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探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制约翻译和翻译结果的各种文化因素,关注翻译对译入语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引导中国的“翻译研究跳出了千百年来仅仅停留在对两种语言文字如何转换、也即技术层面上‘怎么译’问题的研究,从而把研究者的目光引向了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翻译行为的本质、翻译的动因、翻译的结果、翻译的传播、翻译的接受、翻译的影响等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研究”[26]。传统译学理念,无论中西,千百年来一直是把百分之百地忠实传递原文信息视作其最高理想和追求目标的,而“创造性叛逆”告诉我们,文本经过了翻译,也即经过了语言外壳的改变,它必然会经历“创造性叛逆”,这样,改变了语言“外壳”的新文本也即译作不可能是原作简单的等同物,这就使我们对翻译有了新的更加深刻的理解,认识到“忠实与否”不是判断一个翻译(文本、行为或活动)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近年来,正是在这样的翻译理念的指导下,应我的倡议,国内翻译界已经举行了两次高端学术研讨会,讨论对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27]

与此同时,译介学倡导的翻译新理念也启发了国内译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在文学文化“走出去”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的翻译家已经奉献出了不少很忠实于原文、也堪称优秀的译本,但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效果还不是很理想,“创造性叛逆”的说法让人们看到译作并非原作简单的翻版,从而引导研究者跳出传统翻译研究者只是从原本到译本的研究路径,而能关注翻译在新的语言环境中的独特境遇及左右译本命运的诸多因素,从而推动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至于翻译学,尽管传统的翻译学研究一直局限在文本以内,但近年来在译介学研究的影响和推动下,加上国际译学界的文化转向,国内翻译学的研究也在发生变化,也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迹象,研究的视角、方法、对象等正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想要规定它“必须如何如何”,恐怕也只能是某个学者的一厢情愿,而无法让人家遵命实现的。

由此可见,我觉得目前我们应该做的也许不是去对正在正常进行的译介学研究、翻译学研究去提什么“必须……才能”,而是应该共同去纠正国内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产生的一些误读和误释,消除它们的消极影响,从而推动国内译介学、翻译学不受影响地深入健康发展。

注释:

[1]载《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2]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次印刷,之后又先后印刷了三次,累计印数2万册。

[3]如拙著《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版2003,福建版2015)、《译介学导论》(北大社2007,第二版2018)、《译介学(增订本)》(译林社2013)、《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大社2014),我的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社2011)和《超越文本超越翻译》(复旦社2014),以及我主持的一些教材如《中西翻译简史》(外研社2009)等。

[4]以上两段引文均转引自王向远《比较文学及翻译文学界的‘震天者’》,载《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5]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6]包括《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载《外国语》,1992年第1期)、《误译:不同文化的误解与误释》(载《中国比较文学》,1994年第1期)、《翻译: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载《上海文化》,1994年第3期)、《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载《外语与翻译》,1994年第1期)、《文学翻译: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载《上海文化》,1996年第3期)。

[7]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8]王向远:《“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载《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9]同上。

[10]王向远:《‘创造性叛逆’的原意、语境与适用性——并论译介学对‘创造性叛逆’的挪用与转换》,载《人文杂志》2017年第10期。

[11]谢天振:《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2期,另收入本人论文集《超越文本超越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参阅拙著《译介学》(增订本)第三章“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译林出版社2013年。

[13]出处同注10。

[14]同注10。

[15]同注10。

[16]出处同注10。

[17]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18]同上,第10-11页。

[19]出处同注10。

[20]载《外国语》1992年第1期。

[21]出处同注10。

[22]出处同注10。

[23]出处同注10。

[24]谢天振:《译介学导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25]同注11。

[26]同注11。

[27]参阅谢天振:《现行翻译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重新定位和定义翻译的几点反思》,载《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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